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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你穿越回1928-1937的北平 罕见全景图(图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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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0-11 08:59:5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山雨欲来前的宁静
1929年元旦北平发行的《新晨报》上,有名为“北平之今昔”的一幅漫画。画中是一位衣衫褴褛、满面褶皱的老妇,面对镜中自己曾经面目光鲜、体态丰盈的形象。旁边是一句题词:不堪对镜问昨年。

这正是对于北京失去首都光环之后,情状惨淡的形象比拟。

按照《故都新貌——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》一书作者许慧琦的记录,国都南迁之后,新成立的北平市政府处于中央机关仓促撤离、首任市长阵前易人、新单位匆忙成立、行政资源与财政收入都大不如前的狼狈状态中。被严重挫伤的是北平的经济——北京是政治型的消费城市,清代以来的皇族、旗人和官员不断刺激着商业、手工业和服务业。但随着首都地位的消失,国都阶段政商结合、奢侈风格的消费发生了转变。1929年,截至中秋时的统计,北平歇业商家数量已经有264家;以公务员及其眷属为服务对象的大型游艺场城南游艺园,已经准备暂停营业;整个城市消费能力萎缩。以人力车的营业为例,乘客减少,车夫倒是越来越多。


正阳门箭楼西侧(摄于1933年)
正阳门箭楼西侧(摄于1933年).jpg
令经济雪上加霜的还有动荡的时局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东北沦陷。不仅东北灾民大量涌入北平,为城市经济带来压力,北平城内也人心惶惶,处于“商旅裹足,戒严频繁”的状态。1933年元旦,山海关陷落,日军发动了热河和察哈尔的战事,使得北平暴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中。北平街头出现了军事武装准备,城门与各要冲都堆上了防御沙袋。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,并进攻长城各口,北平开始实行戒严。5月之后,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侦察并投递传单数次。一位名叫“老向”的文人在《危城琐记》中写道,“市民都有‘末日来临’之感”。南京中央在5月终于决定成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。委员长黄郛抵达北平,收拾战火,安抚人心,以表达中央要保全平津的决心。
……

北平街头的小贩(摄于1928年)
北平街头的小贩(摄于1928年).jpg
这段时间北平得到发展,还和1933年上台的市长袁良所颁布执行的一系列振兴计划有关。当北平成为“故都”之后,对外并不能吸引权贵阶层的攀附,内部也缺乏工商业生产可以发展,只有将自身悠久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转化——包括名胜古迹、文物典籍和文化教育。

洋车夫和他们的乘客
洋车夫和他们的乘客.jpg
古老与现代并存的观光之城
在《京华心影:老地图中的帝都北京》这本书中,作者李弘展示了她收藏的一份印制于1932年、放在六国饭店(Grand
Hotel)里为游客准备的北平景点地图。上面标明了六国饭店的位置——在今天前门东大街和正义路交口的东北角,现原址上重起一座三星级的华风宾馆。除此之外,还有分布在内城、外城和西北郊区的名胜古迹以及购物处,和今天在酒店前台能拿到的地图别无二致。


海达·莫里森镜头捕捉到的卖柿子的小贩,后面是天安门金水桥
海达·莫里森镜头捕捉到的卖柿子的小贩,后面是天安门金水桥.jpg
以东交民巷区域为起点来探索北平城,是欧美旅行者的惯常路线。曾经的宫廷禁苑、皇家园林,祭祀坛庙,总是他们首先的兴趣所在。在这些空间从民国初年开始,就陆续向普通市民开放。徜徉其中,便可感受到并不遥远的历史。于是,1933年来到北平的德国女摄影师海达·莫里森(Hedda Morrison)的镜头捕捉到了天安门金水桥边正在卖柿子的小贩,还有北海公园的冰面上一位溜冰炫技的老者——他过去为慈禧太后表演过相同技巧。另外一位30年代来到北平的德国记者恩斯特·柯德士(Ernst Cordes)在《闲置的皇城》中写下了他游历皇城的经历:在紫禁城的金銮殿里,他用两毛钱“贿赂”看门人,坐上了布满灰尘、不知真假的宝座,想象逊帝溥仪的惆怅;在中南海的瀛台,他一边喝茶、观赏荷花,一边听朋友讲光绪“维新变法”失败的经过而觉得惋惜。


德国摄影师海达·莫里森
德国摄影师海达·莫里森.jpg
除了这类古迹,让国外游客感到兴致盎然的还有北平人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,就像那些纵横交错、密如蛛网的胡同。进入民国之后,北京城经历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造,包括城市交通、供水、排污系统、电灯照明各个方面,其中就涉及胡同的尺度和命名。在尺度上,市政府认为北京“衢路迂逼,房屋参差,错乱无序。非特不足以成良好之市街,而妨碍交通与商业之发展者,亦甚巨”。1925年,有轨电车在北京通车。但是因为汽车和电车都不必驶入胡同,胡同的格局就未被太多触及。《侠隐》里的主角李天然在胡同里穿来穿去,换作外国人可能早就会晕头转向。柯德士应就邀到一位过去的八旗子弟家做客,要穿过市场和胡同。“我真不知道现在该左拐还是右拐,或是按照北京人的表达习惯,往东还是往西。”


1935年的北平街道,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在此汇聚
1935年的北平街道,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在此汇聚.jpg
在1928年到1937年之间,不仅前来北平的欧美观光客的数量在增多,长住北平的欧美侨民数量也不断增长。《北京的洋市民: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》一书的作者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少兵向本刊介绍,迁都前,外侨多为使馆人员及其眷属、商人和传教士,这个时期的“洋市民”的职业则更加多元。教育、医疗、新闻传媒等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。他们带来了现代化的技术和服务,也能够博得北京市民的友好相待。根据统计,截至1937年,在北京工作的欧美侨民是5387人,之后才大幅减少。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已经不能容纳众多侨民,他们居住在中国人的社区里,多是集中在当时内城的“内一区”,也就是今天东单以东、建国门以西、东四以南、前门东大街以北的区域。


海达·莫里森拍摄的滑冰老人,他曾经给慈禧太后表演过技艺
海达·莫里森拍摄的滑冰老人,他曾经给慈禧太后表演过技艺.jpg
文人学者的北平时光
首都迁走后,能成就北平为“文化古城”的要素,除了古迹外,还有文教机构和由此滋养的教授、文化人和学子们。北平学校的数量,居于全国第一,依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中心。季剑青告诉本刊,之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提过,学生运动不应该是常态,大学还是要往学术化的方向发展

在北平生活的一对外国夫妇在家中招待客人
在北平生活的一对外国夫妇在家中招待客人.jpg
邓云乡谈到了在中法大学教书的鲍文蔚,月薪300银圆,住家“共有两个小院,八间北屋,两东,两西,有盥洗间,有浴缸,庖人、女佣,还有自己的包月车。有书房、客厅,四壁书架上摆放着由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”。研究者赵珩进一步和本刊解释,“包月车”的意思就是有一辆私用的洋车随时为你来服务。相对的是“散座”,通常车夫会在胡同口、饭庄和戏园子门口来等活儿;北平家庭的保姆基本来自河北三河县,也叫“老妈子”。她们每月工资大概两个银圆,吃住在主人家,过节有赏钱,还能攒钱下来。其中有的人在三河买了地,后来划成分成了地主、富农也不是没有的。


1935年东交民巷一带,如同欧美小城一般的建筑
1935年东交民巷一带,如同欧美小城一般的建筑.jpg
文人学者是国都南迁后北平消费的中坚力量,而人数众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,他们的消费喜好显得更加活泼、趋新和崇洋。当时北平最时尚的购物场所,当属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,它们几乎取代了商业形式较为传统的前门大街。这从《侠隐》里,主角李天然的购物选择也能看出来——他去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庄买的是做夹袍的缎料,在王府井则买的是欧式穿衣镜、黑呢子大衣。东安市场商品种类繁多,集购物、餐饮、娱乐为一体,光顾的群体主要就是附近居住的外侨人士、太太小姐、文人学者、青年学子。唐鲁孙就记得这里有一家咖啡厅,十分实惠。“光顾的都是男女大学生,八毛钱一客西餐,尽管放心大嚼,否则来一盘奶油栗子面或是叫杯冰咖啡,足够情侣们泡上半天的。”1933年正式开业的西单商场,正位于学校林立的西城文教区。相对于东安市场整体走高价洋货路线,那里的平价销售策略更能吸引学生群体。


上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是通货紧缩时期,人们购买力强
上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是通货紧缩时期,人们购买力强.jpg
沦陷之危
北平安逸的生活节奏在1935年再次被打破。随着《何梅协定》和《秦土协定》的签署,华北地区比过去更受到日本人的控制。……

日侨从事的一项严重破坏中国经济的活动就是走私。进行这项活动的主要是“日本浪人”群体。他们从江户时代的下层武士转化而来,来到中、朝、俄大陆谋求生存。他们往往具有独特的技能、疯狂的冒险精神,正符合日本侵华的需要。

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家茶馆里,人们一边喝茶一边听戏
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家茶馆里,人们一边喝茶一边听戏.jpg
米卫娜的著作谈到,从1933年到1935年这段时间,日本浪人的走私对象主要以银圆为主,其他类别的商品规模不大,且基本是个人行为,没有专营的走私机构。银圆走私是和美国的购银法案相关的。中国那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,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银国家。走私银圆变得有利可图,日本浪人带着大量银圆偷运出境。当时走私有伪装走私和恃强走私两种。比如穿着一种土布做的洋坎肩,上面缝着八个口袋,一次能装七八百元。贴身穿着坎肩,再套长衣,从外表很难看出来。而日军增兵山海关后,那里的海关执法人员慑于日军武力。成群结队的走私者根本无须伪装,直接大摇大摆携带白银出关。这些情况,在美国改变购银政策,银价低落之后才停止。
……

1936年,天津火车站卸下来的大批走私人造丝
1936年,天津火车站卸下来的大批走私人造丝.jpg
私货的低价倾销,带给中国民族工业的是惨重打击。偷漏关税之巨,对中国的财政收入也是致命威胁。白银外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,国民政府在1935年底进行了法币的改革。改为不兑换的法币后,发行额的限制便没有了。国民政府依靠增加纸币发行量来筹集军费,造成了世界货币史上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。之前物价平稳、购买力强的日子便一去不复返。

1937年7月10日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,奔赴卢沟桥欲与此桥共存亡的北平大学生
1937年7月10日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,奔赴卢沟桥欲与此桥共存亡的北平大学生.jpg
就是在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,北平市民依然抱有希望。这也是当时守卫北平城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心态。他最初主张以和止战,为避免事态扩大,打算将“卢沟桥事变”作为地方事件来解决。在7月18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见面之后,认为解决有望,甚至在回到北平城后拆除了城内的防御工事。这正好适应了日本政府在“卢沟桥事变”之后的既定方针,即在“不扩大事态”的谎言下,一面以谈判做掩护,一面积极增兵。8月的《大公报》社评就批评宋哲元:“和平念切,习于妥协……待敌军齐集大举进攻,既以武器见拙,更以工事缺乏。因此,一日一夜间损兵折将,为时迫促,应援也来不及。”

1945年9月9日,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文件上盖章
1945年9月9日,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文件上盖章.jpg
在《侠隐》中,张北海写北平沦陷前的几天。“大清早儿还是有人遛鸟儿,茶馆儿大酒缸,全是人。白胡子老头儿,在街上走起来,还是迈着方步。”在接受本刊采访时,张北海谈到了这种描写的意味:“想想看,光是二十世纪,北京人就经历了八国联军,慈禧逃到五台山,辛亥革命,袁世凯称帝,军阀混战。‘九一八’之后,东北涌进来无数学生难民,日本公然在东单广场实弹演习……与其说北平老百姓‘处变不惊’,不如说是‘见怪不怪’了。北京六百年帝都,老百姓早已给揉成一种稳顺,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。”
北京文化史研究者赵珩(黄宇 摄).jpg
北平街头日侨数量增加,可以看到身着和服的女子。.j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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